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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美国，当联邦最高法院制定证据规则、审判规则、法院内部运行规律等规范性文件时，必须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，那就是将该文件提交国会（通常是参议院的专门委员会）备查。

说要多少钱就要多少钱，不给钱不办。不仅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，也直接导致了行政审批效率低、质量差，企业和群众不满意。

这其中属于不规范的收费有3项，金额达39.59万元。每年年底，党委、政府都要对行政审批服务工作进行统一考核验收。一是要继续精简行政审批事项。不给好处，就故意为难、刁难申请办理审批事项的企业和群众。在办理行政审批时，有些法律法规明确规定，必须要提供中介组织做出的环评、安评、能评、雷评、震评、水评、图审等报告、文书，没有这些中介组织出具的评估、认证结论、报告，行政审批部门不予审批。

如某地专门成立有城市开发办公室，当地文件明确规定由城市开发办公室与房地产企业签订《城市房地产开发合同》。要减少行政审批部门内部科室审查、人员审批签字环节，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流程，避免让企业和群众重复提交各种申请材料。这个有法不依的问题，实际上是公权力泛滥的表现，是公权力扩张的表现，只有把公权力关到笼子里边，他才能对社会发挥好的作用， 如果公权力得不到约束，得不到控制，肯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伤害。

既要通过思想解放，又要通过对公权力的有效约束，构建制度，用法制笼子约束住公权。如果说他们的法治意识观念差，自身不能够执法守法，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。现在，法律实施、政策实施有很大的选择性，自由裁量权太大，对我有益的我就执行，对我不利的我就绕开。这次全会为何以"依法治国"作为主题？中国当前离"依法治国"目标还有多远？在"依法治国"的一个重要环节--依法行政方面，存在着哪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？ 财新记者为此专访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。

这个意识很多官员非常淡薄，经常出现当权者侵害公众权益的现象。这上面就是两个问题，一个是官员的法治观念单薄，第二就是法律条文得不到执法者本身的有效实施，这可能是我们现在最难的问题。

财新记者：这次全会为何以"依法治国"为主题？ 汪玉凯：每一届领导人执政以后都会把他认为的目前中国的重大、带有普遍性的问题，作为会议主题。财新记者：行政部门有法不依的问题怎么来解决？ 汪玉凯：我认为还是没有把公权力摆进制度笼子。因为领导一句话，一个指示，一个批示，就可能把问题解决，而司法程序可能根本就解决不了。为什么单一制国家不能政令畅通？是不是地方把自己的利益都加大？从这一点上讲，我们有了法律以后，法律制订要科学合理程序要规范。

但现在这是我们的软肋。这样，从几个不同层次，真实了解到执法过程是不是扭曲了，问题在哪里？怎么继续改造？这就在改变我们传统的执法模式，或者说执法的约束体制。严格约束官员的执政行为，是非常关键的问题。比如约束公权力的法规建立了不少，但是贪污腐败如此泛滥，司法腐败问题也越来越严重。

过去中央政府发号施令，然后地方来实施的局面，实施结果由下面人自己往上报。从这点上讲，我认为就算提出了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，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制度保障来实施，某些方面还会出现很大的反复。

人治的制度根深蒂固，人治的现象还比较普遍，以行政手段来代替法律的现象太多。现在，要一项一项落实、考评，看落实到位了没有，第三方评估要提交评估报告。

第二，已有的法律条文也得不到有效的贯彻。现在主要找了四个官方的智囊机构，中国科学院，国家行政学院，国家发展研究中心，全国工商联，这四家单位对国务院这两年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决定，包括简政放权、棚户区改造、水资源改造等等很多重大决策，进行第三方政策评估，拿出评估报告。另外，这也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，还未能"依法治国"相关。过去这些年，我们在"依法治国"方面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是颁布了许多法律法规。但现在"依法行政"依的"法"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。我认为，法治国家也好，法治政府也好，首先是约束公权力的，其次是约束社会、约束公众的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党和国家就在酝酿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建立法治国家。虽然，现在有纪委、监察、审计，预防腐败、反贪等机构来监督权力的运行，但对于一把手没有有效的约束。

我们现在是部门主导国家的立法，这是很大的问题，包括行政审批改革也是由部门主导，部门说下放哪一个就下放哪一个，哪能把每个部门都搞那么清楚呢。汪玉凯教授常年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、调研第一线，提出过不少推进依法行政方面的政策建议。

现实生活中，不管政府机关也好，官员也好，甚至执政党也好，经常会出现违宪现象，但是得不到有效解决。"依法行政"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？ 汪玉凯："依法行政"是"依法治国"的核心问题。

  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四中全会，将研究全面推进"依法治国"。财新记者：这些障碍中，哪个是最重要的问题？ 汪玉凯：最重要的就是领导没有强有力的法治观念在维稳机制下，老百姓各方面的权利得不到保障，经常受到侵犯，老百姓也不得不诉诸于其他非正常的手段来应付政府官员，在很多情况下往往体现为暴力。照理说是需求创造供应，但在美国的司法界可能相反。

因此，也有很多人出来对中国的未来表达出担忧，对反腐败运动会不会继续破坏中国的法治建设，感到很大的不确定性。人们反对中国照搬西方的宪政，但必须努力寻求建设中国本身的宪政。

在这方面，这个机构仍可大有作为。在这些阶段，法治国家建设并无法成为精英的政治目标。

随着政法委功能的转变，社会对其的认知和看法也会逐渐得到改变。今天提倡法治，也要以法治党，也就是要把法治引入对执政党本身的治理。

西方一般被视为是法治国家，但很多经验研究表明，司法（尤其是司法的主体法官）往往不可避免地要受政治力量的影响。从宪政的最基本面来说，宪政即法治。例如，台湾学生可以无视法律来占领立法院，而一些政党则在背后支持。相反，司法体制本身很容易演变成为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，律师也是基于自私利益之上的。

中国基本上经历了清朝解体、军阀混战、国民政府统一、外敌入侵（抗日战争）、国共内战和1949年之后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内部政治斗争等几个主要阶段。中国传统有法不责众的说法——只要涉及的人多了，就无须考虑到法律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今天执政党再次转向法治建设，于国家、于社会都会是一种互赢的局面。在知识界，人们对政法委一直有诸多的抱怨，似乎政法委就是阻碍中国法治建设的最大阻碍。

邓小平等领导人反复重申法制建设的重要性。这在中共历次全会中尚属首次，给众多对中国政治改革抱有很高期待、而至今仍缺失任何有意义的政治改革而感到失望的人们，无疑是希望再燃。